在中华传统文化中，「忠」被视为天下大公之道，为政之本。《忠经》曰：「夫忠而能仁，则国德彰；忠而能知，则国政举；忠而能勇，则国难清。故虽有其能，必由忠而成也。」可以说，「忠」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与家庭、社会、国家的基本道德规范，数千年来，这一思想激励着广大志士仁人，推动着中华民族不断走向前进。
于谦勤王 当仁不让 赤胆忠心 日月同光
明朝时期的于谦，字延益，谥号忠肃，浙江钱塘人。七岁的时候，有个和尚惊奇于他的相貌，说：「这是将来拯救时局的宰相！」所以他也被称为着名的「救时宰相」。
少年读书的时候，于谦就立志以天下为己任，常常以文天祥「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」勉励自己，并思考古今治乱兴亡的道理。永乐十九年（一四二一年），于谦考取辛丑科进士，从此踏上仕途。
明宣宗宣德初年，于谦被任命为兵部右侍郎，兼河南、山西两省的巡抚大臣。于谦不携家眷，独自一人去上任，冬春在山西，夏秋到河南。
在任的时候，于谦常常骑马到下属的各个地区考察民情，向当地的老百姓询问生活情况，访察地方官施政的得失。回到官邸，他就一五一十写下来，上疏给皇上。如果地方上有了小的水灾或旱灾，他也马上报告朝廷。就这样兢兢业业，一干就是十九年。
明英宗的时候，于谦任兵部左侍郎。正统十四年七月，蒙古瓦剌部落首领也先率领骑兵大举南犯。当时宦官王振专权，极力鼓动明英宗北上亲征。于谦和兵部尚书邝埜（yě）劝谏，但是皇上一意孤行，贸然亲征。结果，明军在土木堡遭到惨败，明英宗被俘，瓦剌部落首领率瓦剌大军直攻北京，企图一鼓作气占领明朝的都城。
消息传到京城，一时间人心惶惶，许多大户人家纷纷南逃。因为京城装备精良的守军都已经随英宗出征，剩下的士兵不足十万，都是些老弱；而瓦剌军兵强马壮，乘胜而来，大有不可抵挡之势，北京城岌岌可危。
这时，留在京城监国的郕（chéng）王朱祁钰请大臣们出主意。一部分大臣主张朝廷趁瓦剌军尚未到来之际，赶紧迁都南方。这时候，于谦毅然站出来反对迁都，郕王也非常支持于谦的看法。由此，南迁的提议被废弃，保卫北京的策略确定下来。
国不可一日无君。英宗被俘，也先屡次以英宗的性命要挟。当时国难当头，社稷为重，于谦和大臣们果断的拥立英宗的弟弟郕王即位，也就是明景帝，遥尊英宗为太上皇。于谦被任命为兵部尚书，全权指挥保卫北京的战役。当时，朝野上下都倚重于谦，于谦当仁不让，也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。
于谦受命之后，奏请皇上立刻调集军队奔赴京师，其中包括南京、北京、河南的备操军，山东、南京沿海的备倭军及运粮军，于是人心渐渐稳定下来。
于谦考虑到当前的战局，慷慨激昂的对明景帝说：「目前敌寇得志，扣押英宗的大驾，势必轻视我国，长驱直入，请皇上严令各个边关的守臣协同起来，竭力防范。京师的士兵、军械都快没了，需要赶快分头招募民兵，命令工部打造盔甲和兵器。文臣做巡抚，武将做将帅，至于领兵打仗、守护京师的任务，则由臣下担当，如果臣办事不力，请陛下治臣之罪。」景帝听后，非常赞同，立即采纳了于谦的意见。
此时也先已经率领大军攻破紫荆关，挟英宗直奔京师而来。在景帝的支持下，于谦将原有的和新招募的兵士共二十二万人，分列于京师的九门之外，自己则身披甲冑亲赴兵营督战，以示背水一战，誓死卫城的决心。
当瓦剌部落首领也先带兵抵达北京的时候，惊异的发现，眼前的明军纪律严明、秩序井然，与土木堡被击败的明军大不相同。原以为旦夕可下的京城，并不像他预想的那样不堪一击。
两军相持一段时间之后，也先骑虎难下，于是派骑兵窥探德胜门。于谦得到消息，事先在路边空房里埋伏下士兵，再派少量骑兵且战且退，诱敌深入。候战多日的瓦剌兵大举追来，结果数万的士兵被明军击溃，瓦剌军损失惨重。经过五天的激战，瓦剌军在各处都吃了败仗。于是瓦剌部落首领也先有送回英宗、与明朝议和的意思，于谦又说服景帝接英宗回朝。到了八月，太上皇被留在北方已经一年。也先见明朝没有什么事端，更想讲和，使者接连前来，提出把英宗送回。
后来英宗被释放回国，开始谋划復位大计。景泰八年正月，英宗旧臣石亨和曹吉祥等人趁景帝病重之际，发动了「夺门之变」，重新推举英宗即位。他们怀挟私心，诬陷于谦谋反。英宗下令将于谦斩杀，京城百姓惊闻噩耗，哭声震天，行刑之时，乌云蔽日，可谓是天怒人怨。
锦衣卫的官兵在抄查于谦的家产时，什么值钱的东西和罪证也没查出来。事后，英宗皇帝也后悔自己错杀了一位忠臣。
明宪宗成化二年，石亨和曹吉祥等人所干的坏事败露，贪赃累计巨万，于谦的冤案昭雪，宪宗皇帝在诏书中讚叹于谦道：「当国家之多难，保社稷以无虞，惟公道之独恃，为权奸所并嫉。在先帝已知其枉，而朕心实怜其忠。」诏书被天下人传诵，终于还忠臣以公道。于谦一生只知谋国不知谋身，他忠心报国！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！他的一生正如他年少时写的《石灰吟》一般：
千锤万击出深山，
烈火焚烧若等闲。
粉骨碎身全不怕。
要留清白在人间。
听故事 长善根 立大志 做好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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