八十年代，梆子当上了村书记，发了财，并且盖上了村里的第一座小楼。小平同志说过：“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。”只是这梆子的率先发迹，不由常径，太让村里人闹心了。
梆子从小就名声在外，坑蒙拐骗偷，无所不为。《管子》云:“民富则易治，民穷则难治。”梆子家徒四壁，穷的只剩胆气，故而极其蛮横，没人敢招惹。大跃进时，吃饱肚子成了绝大部分人首要的大问题，但梆子总有办法。有次他到村西头的大增家地窖里去顺点红薯，拿着两个口袋，等把袋子装满，却无法背到肩上。
正发愁之际，被大增发现了。但发现是发现了，大增一看偷红薯的是梆子，吓得愣在那儿，一声不敢吭。倒是梆子理直气壮地恼怒起来：“你想干嘛？”“怕你背不动，我来给你搭把手。”大增怯生生地说完，赶紧给他抬到肩上。
刚解放时定阶级成分，梆子因为赤贫，被划成了根正苗红的贫农。他穷得不堪，又能说会道，所以被树为翻身农民的典型，披红挂彩，到处演讲，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诉说“贫农苦、阶级恨。”因为表现积极，他因此阴错阳差地入了党。时间长了，上头才看清这人实在没办法扶。
等到改革开放后，有几年社会风气很乱（由此导致1983年的那场严打），村里需要有个能震得住场面的人。梆子在当地，那是没人敢不服。当时上头的某位领导估计是看多了《三国》，思来想去，一拍脑袋，想出个以毒攻毒、以夷制夷的招儿，于是梆子又歪打正着地当上了村支书。
当时村里有人开了两家砖窑厂、一家纺纱厂，梆子隔三差五的带人去视察，看到有不合乎‘操作规程’的地方他就勒令停工。存心挑毛病，就没有挑不出来的。所以他每次去，都能看出问题来，动不动让人停产整顿。
为此，这几家企业被他整怕了，都争相高薪聘请他为编外厂长，将吃香喝辣收红包等艰巨任务，交由他全权办理。很快梆子就通过自己的‘辛勤劳动’，成了村里少有的万元户，盖上了二层小楼。这么一个人发迹，让人很是郁闷，太想不通了。都说头顶有苍天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但似乎苍天是梆子他亲二舅，神明是他铁哥们。
话说天上才一日，世上已千年，原来这漫长的几十年，老天只是打了个盹，盹打完了，麻烦就来了。梆子平生好勇斗狠，他有俩讨债的儿子，也都是动不动就掏刀子的主儿，真是什么人感召来什么人。
长子叫克，次子叫忠，小时候曾因一件小事，克用菜刀差点把忠的右膀子砍下来了，忠也不客气地在哥哥脸上留下一道长及整个脸部的刀疤。对亲兄弟尚且如此，对亲兄弟尚且如此，对他人自不待言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梆子当年名声不过十里八里的，这俩儿子在本县差不多是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。
1993年，克和一帮朋友在电影院看电影，座位后边一男子不小心把瓜子皮吐到克的哥们身上，因而发生了口角。克与几个哥们二话不说，把这男的拽到场外就打。男子的反抗，让这帮人很没面子，于是纷纷掏出水果刀往男子身上招呼，前后竟捅了三十七刀。
等警方赶到时，男子还有一口气，问他致命一刀是谁扎的？前面说过，克名声在外，脸上又有刀疤，特征明显。被打的人只认识克，他断断续续说出了克的名字，说完就很快咽了气。其实那么多人，一片混乱中，被害人不太可能清楚谁扎的那致命一刀。
但人命案子必须找出首犯，被害人最后这句话就成了最主要的定罪证据。梆子到看守所探望克时，克说：“爹啊，我真冤！”这也成了克挨枪子前，对梆子说的最后一句话。但梆子从没讲过理，克也从没讲过理，所以老天也就没跟他们讲理。
大娃没了，梆子就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了二娃身上。1997年，村里有俩小伙子在舞厅，和葛屯的另外一伙人，为争小姐吃了亏，回家叫上以打架狠出名的忠去帮忙出头。到了那儿，忠被早有防备的对方捅了一刀，当场就没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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